二十世纪人类科技和理性有了长足进步，同时也为人类自己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在这一百年里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对犹太人和其他民族的种族灭绝，发生了共产主义造成的大规模饥荒和谋杀。这一百年造成的人为死亡，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百年。这些灾难规模之大，流布之广，它们都必须有无数人的参与才可能。这无数参与者，却都是一个一个的普通人，他们都有亲友，都是普通家庭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回顾这些人类灾难的时候，一个最令人震惊，而又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人性在某种特定场景下为什么会这么坏？

恻隐之心到哪里去了？

2021年1月2日，西安一位女士的父亲，在下午两点突发心绞痛。这事性命攸关，关键是必须尽快救治，时间就是生命。可是西安正处于严酷的防疫封城之中，这位女士无法将自己的父亲送进医院。她打电话求助，打了120，一开始不通，后来通了，说救护车安排需要时间，无法保证什么时候能来。她打了110，回答说这事不归他们管。她到街上拦警车，警员说这事儿跟他们无关。她联系521医院，医院说只接发热门诊。她联系第三人民医院，医院回答不收。她打电话给很多医院，自己开车出去找了很多医院，都不接收。网友们给她提供高新国际医学中心的电话，电话里联系到了医生，医生说把病人直接送到急诊通道。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这位父亲发病后已经过去八个小时。由于延误太久，这位女士的父亲去世了，享年61岁。

这个事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在那八个小时里，这位女士为了拯救自己的父亲，一刻也不耽搁地寻求帮助，打电话，开车出去，去了很多家医院，找了很多人，却没有人伸手帮她一把。我可以想象她一遍一遍地对人诉说父亲的病情和需求，想象那种焦灼和绝望，想象她在奔走时内心有一个不停的声音在催促：快，快，快！但是我无法想象，那些120,110，第三医院，521医院，警员，保安，以及在八个小时里她曾求助的所有那些人，在听她诉说以后，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感觉的？我想象不出来。

事后，这位女士在电话里对劝她“节哀”的人说，“我没法节哀，那是我爸！”闻此言，谁能不为之动容？人皆有父母亲人，人皆有恻隐之心。而在那八个小时内，那些拒绝救助一位在生死线上挣扎的人，你们的恻隐之心到哪里去了？！

防疫责任和常识常情

一定会有人说，这些拒绝通融拒绝帮助的人也没办法，这是他们的防疫责任。他们不过是履行他们的职责，执行上级领导的命令。如果他们不这样做，或者执行不力，那么上级怪罪下来，他们这些小人物也都担待不起。我们不能要求这些执行者冒着受处分、被开除、弄到衣食无着鸡犬不宁来违规帮助一个陌生人。

在二十世纪人类自己所制造的灾祸和苦难中，无论是作恶还是冷漠，都有民众层面广泛的参与。纳粹的浩劫，中国的大饥荒和文革，都不是一两个恶人就能造成的，有无数的普通人参与其中。事后，几乎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说辞：我只是执行命令，我别无选择。

于是，汉娜·阿伦特对参与种族灭绝的小人物提出“平庸的邪恶”这个概念。然而，在西安女士竭尽全力要把父亲送进医院的八个小时里，那些拒绝伸出援手的人，都说不上是邪恶。在法律上，他们都没有责任。防疫确实需要负责任地履行职责，但是，常识很明显，西安父女都检测过是阴性，把心脏病突发的病人送进医院不会造成新冠病毒扩散；而人命关天，通融一下，放人一马，就能救人一命。照理说，这是正常人都会有的常情。然而，1月2日下午，西安那么多机构的有关人士，警员、保安，甚至医院，却处处设防，硬是拖了八个小时，让有机会得救的病人在无助中死去。就算这不是平庸的邪恶，这至少是平庸的丧失人性。

坚守人性是个人的选择

我们也知道，在大灾难中，仍然有人性的亮点，正是这些人性亮点，让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始终保持希望和信心。在纳粹的浩劫中，有辛德勒的名单；有“中国的辛德勒”，中华民国驻奥地利公使馆总领事何凤山以一己之力救下了数以千计的犹太人；有在日军占领南京时保护中国平民的西方人。这些都是了不起的人。那么，如果你身为平民百姓，乃一介平庸之辈，你会这样做吗？

在义大利也有一个辛德勒。他叫乔万尼·帕拉图奇（Giovanni Palatucci）。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是义大利的一个普通警官。墨索里尼的义大利是纳粹德国的头号盟友，希特勒要求义大利把所有本地的和外面逃来的犹太人都关进集中营，以便实行“最后解决”。帕拉图奇为犹太人提供假证件，让他们逃往其他地方，把无法逃跑的人安排送到偏僻安全的地方。他救下了五千多犹太人。战争后期，墨索里尼被废黜后，德军占领了义大利北部，直接迫害犹太人。帕拉图奇被送进了达豪集中营，没能活到达豪集中营被解放。

我们现在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义大利有很多人像帕拉图奇那样做了。虽然义大利参战了而且是在纳粹德国一边，虽然在义大利各地建起了一些关押犹太人的集中营，但是管理和看守集中营的义大利人，普遍认为无缘无故地虐待犹太人是没有道理的。犹太人在那里得到了善待，他们有一定的自由，白天可以外出活动，食物的配额和一般民众一样。他们甚至在集中营里设立了临时的犹太教堂，举行犹太人的宗教活动。义大利人拒绝了纳粹要求把犹太人送到其他国家集中营的要求，只是在德军直接占领义大利北部后，才有犹太人被强行送走而杀害。

据估计，在德国和欧洲其他被德军占领的国家，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80%都没能活下来。而在战争中义大利的集中营中，80%以上的犹太人都活了下来。巨大的差别不是由于一个两个重要权势人物的不同，而是民众层面广泛参与的很多很多人的不同。发人深省的是，积极地参与了纳粹种族清洗的德国人和其他欧洲国家人，被认为是现代化启蒙程度较高的国家的人，是更理性，更有纪律的人，而义大利人在欧洲被视为比较落后，教育程度较低，更为传统而守旧的人。

西安女士八小时救父不成的惨烈经历，不得不让我们问问自己，如果我是110，120接电话的人，是医院里接到求助电话的人，是街头被拦下求助的警员，我会见死不救吗？在上司的规定和救人之间，如果我不按规定做会受到训诫，处分，甚至丢掉工作，我会怎么选择？我在做这样的抉择时，人性的考量占多重？

西安女士救父事件，拷问的是我们所有人的人性和良心。不妨设想一下：如果这事发生在上海北京会怎样？如果这事发生在香港台湾会怎样？我确信无疑的是，如果发生在美国，会有无数的普通人反抗那不合理的防疫规定，那位父亲，一定会活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