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既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也从1997年开始成为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治的周年。尤其是从2003年起，7月1日更成为香港人举行大游行来表达诉求的日子。可是在最近数年来，“七一大游行”因为港版国安法等原因而无法继续举行。“七一大游行”被禁后，香港人面对政府的高压政策，因诉求无门而感到心灰意冷，也令更多的居民选择离开，远走他乡。

曾经多次参与七一大游行，现在是左翼政治团体社会民主连线外务副主席的周嘉发，对于无法再于香港举办及参与七一大游行，只能够慨叹从中见证香港社会完全变了另一模样。

“七一对于政权而言，是意义愈来愈复杂的日子，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够在其他日子，才可以提及有关七一的事，但这样的话对比以往来说的落差很大。因为七一大游行是可以表达各种要求的地方，不光是政治议题，连各种民生议题也可以在游行中表达。可是现在已经没了这空间，甚至连民间也在这‘寒冬时期’作出自我审查，”他说。

始于二十三条 终于国安法

对于主权回归后的香港社会来说，“七一大游行”可说是重要性及受关注度仅次于六四烛光晚会的大型民众运动，参与人数更是每年政治及社会环境发展的风向仪。香港民主派团体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在2003年7月1日举办大型游行，表达反对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的要求，结果录得50万香港人参与，令香港政府感受到压力，随后决定撤回立法。

于是民阵及后在每年的7月1日都举办游行，藉此表达争取双普选、改善民生及政策改革等多方要求，每年游行都有数以万计香港人参与，而在政治气氛紧张的年份，比如是2012年“占领中环运动”期间、2014年“雨伞运动”前夕和2019年“反修例运动”风波爆发后，参与人数更高达数十万。

可是到了2020年6月，香港政府定立《港版国安法》，加上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时期，于是香港政府以疫情为由首次禁止举行七一大游行。由于《港版国安法》在6月30日正式立法，令民阵宣布因此取消游行，但7月1日仍有数以十万计香港人在既定游行路线，意图进行零星游行，却被6000名警员强力镇压，拘捕370名游行人士。2021年，港府再次禁止进行七一大游行，也在7月1日当天派出大量警力以武力驱散意图进行游行的市民。主办单位民阵也在同年8月被指涉嫌违反国安法后宣布解散，至此再无任何香港人及团体举办游行活动，“七一大游行”也成为历史。

活跃参与者受严密监视

香港社会民主连线曾经在2021年申请举办七一大游行但不获批准，而且碍于香港社会的言论自由空间在国安法及23条立法后大不如前，社民连副主席周嘉发坦言近年社会民主连线已无意举办游行，甚至在7月1日当天也不会进行相关的表态运动。他表示主要原因是香港人现在也羞于公开对社会及政策表达异议，而且每逢敏感时刻，他自己和党友也会受严密监视。

周嘉发告诉美国之音：“我和党友们会莫名其妙受到关注，可能是被人由早上跟踪到晚上，我坐车和工作的时候，他们也会跟着我，然后坐下一程车的时候，他们又跟着我，就算是去戏院看戏，他们也会在戏院看着我。他们可能是建制媒体的记者，更有可能是便衣警员，应该还没到国安官员的层次。他们就像鹰在我们的头顶上游来游去，我们若主动质问他，他们不会出声，不过有时会用录像机照着我们。我觉得很可怕，为何我的日常行踪也会变为情报﹖”

不过周嘉发和社会民主连线的成员，仍然算是目前香港最积极争取发声空间的政团。他们尝试每周在铜锣湾闹市摆放街站，向路人作出政治论述及表达要求。可是就算如此，他们也会被政府阻挠，例如连挂上横额也被发告票，甚至有些敏感日子连街站也不获摆放，令周嘉发和党友一直感到无形压力。

成效不彰令支持者绝望

七一大游行虽然以往每年受中外媒体和社会关注，可是除了2003年一次游行为政府带来压力，从而撤回23条立法，往后的游行却难以对态度日益强硬的香港政府带来影响。加上近年香港社会形势急剧变化，令不少香港人对表达要求感到心灰意冷。从事文员工作的文志生从2003年至2019年期间，每年都有参加七一大游行，希望藉游行表达自己对政府施政及社会问题无法解决的不满。他在2019年反修例运动也积极参与。可是经过政府和警方的强力镇压，令文志生对香港社会及前景感到绝望。

而且回归以往自己积极参与的七一大游行，文志生明言不想再提起。

“以前我觉得这是香港人可以表达要求的活动，但多年来七一大游行都无法做到，因为多年来游行的结果就是政府从不回应市民要求，”他说。

“现在香港连集会自由都失去，令七一大游行再没有意义。就算回顾起来，七一大游行也只是被政治组织拿来跟政府谈判的筹码，政治组织也没替我们市民向政府传达讯息，令一切变得更没意义。所以如果要说的话，七一大游行的唯一作用就是宣泄民愤。”

文志生称，现在就算透过社交媒体作表态也不行，所以他只能跟不少香港人一样，选择在不久后的将来离开香港，到海外寻求可以发声的空间。

离港者盼尽力维持与香港的联系

在香港社会变得不再安全，言论自由几乎丧失殆尽之下，数以十万计香港人在最近数年选择移居世界各地。曾任民阵副召集人，也当选过香港中西区区议员的香港公民代表会议成员叶锦龙，就在这背景下离开香港到日本东京大学进修硕士课程。相比起以往在前线举办和参与七一大游行，现在的叶锦龙虽然已经离开香港和政坛，但仍然在外地以翻译香港新闻，以及进行香港问题研究工作，延续外界对香港问题的关注。

叶锦龙坦言目前所做的无法跟七一大游行直接比较，不过在外地也可以尽力影响更多人对香港事务表达意见。他告诉美国之音：“始终我们无法返回香港，不知道我们所做的可以对香港有多大影响。但仍然希望我们做的工作能泛起涟漪，令身在香港的人也感受得到。在外影响人可以把握机会，向身边的香港人和当地的人多说香港的实际情况，尽量维持他们跟香港的联系，并在外地的香港人小团体之间建立向心力。”

回顾七一大游行，叶锦龙认为七一大游行以往是香港人参与政治事务的较低门坎活动，也是普罗市民发表意见的平台，但现在这个平台消失了，对社会影响很大，而且肯定会为社会带来压力，甚至形成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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